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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艾滋病性病2016年1月第22卷第1期ChinJAIDSSTDVol.22No.1Jan2016
田飞,王媛媛,马韻芳
(北京市东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100050)
摘要:
目的对性病门诊就诊者发生艾滋病(AIDS)高危性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方法采用连续采样法,对2010-2014年北京市东城区性病门诊就诊者采用统一的流行病学调查表进行行为学调查,从就诊者年龄、婚姻、户籍、民族、文化程度、性别、是否注射吸毒、是否输过血液/血液制品或者卖过血浆、近一年是否患过性病9个方面,对半年内是否发生高危性行为进行分析。
结果共收集调查问卷2832份。2832人中18~39岁年龄段1985
人,男性2042人,在婚1751人,外省或外籍1559人;29人有注射毒品史,40人输过血液/血液制品或者卖过血浆;近一年患过性病者730人。对本年内是否发生过高危性行为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婚姻状况、户籍、文化程度、性别、近一年是否患过性病,这些变量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采用逐步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变量筛选和分析,其中年龄、文化程度的OR 值<1,婚姻状况、户籍、性别、近一年是否患过性病的OR 值>1。
结论 具有非婚、男性、外省户籍、低文化程度、低年龄段(特别是15~39岁性活跃年龄段)等特征的就诊者,更易发生高危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更高,应加强对上述特征人群的干预力度。
关键词:艾滋病;高危性行为;性病门诊;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R759;R512.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5662(2016)01-0035-03
性接触已成为我国艾滋病病毒(Human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北京性病门诊就诊者HIV 感染率在2%左右[1],是医疗机构发现HIV感染者的主要途径之一[2]。为了解性病门诊就诊者的艾滋病高危性行为的影响因素,以便后期实施更加有效的干预,对2010-2014年北京市东城区性病门诊就诊者的艾滋病(Acquiredimmune deficiencysyndrome,AIDS)高危性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现报告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对象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首次到北京天坛医院、同仁医院、普仁医院、东城区第一人民医院性病门诊就诊,且年龄>15岁的就诊者。不包括生殖医学咨询者、在皮肤性病科就诊的皮肤病患者以及因参加各类防治项目而被召集者。
1.2方法
1.2.1问卷调查由北京天坛医院、同仁医院、普仁医院、东城区第一人民医院经过专业培训的医务人员,按照《北京市艾滋病哨点监测方案(试行)》,采用连续采样法,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对性病门诊就诊者采用统一的流行病学调查表进行行为学调查。本次研究的高危性行为指近半年内与暗娼或临时性伴发生过性行为(包括男男肛交),且不能坚持每次使用安全套的行为。
1.2.2统计分析采用EpiData3.1进行数据的双录入,对数据清理核查后,用SAS9.3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一般比例构成采用描述性分析,率及比的差异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单因素分析以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逐步Logistic回归方法以P<0.05为自变量纳入标准。
2结果
2.1人口学特征及高危性行为发生情况2010-2014年,共监测2832人,各年依次为557人、284人、562人、637人、792人。人口学特征及高危性行为发生情况详见表1。2.2高危性行为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对半年内是否发生过高危性行为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婚姻状况、户籍、文化程度、性别、近一年是否患过性病,这些变量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民族、是否注射毒品、是否输过血液/血液制品或者卖过血浆,这些变量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详见表1。
2.3高危性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以半年内是否发生高危性行为为因变量(否=0,是=1),采用逐步Logistic回归方法对以上9个因素进行变量筛选,变量纳入标准为P<0.05。最终纳入的自变量及检验结果见表2。其中年龄、文化程度的OR 值<1,婚姻状况(在婚=0,非婚=1)、户籍(本市=0,外省或外籍=1)、性别(女=0,男=1)、近一年是否患过性病(否=0,是=1)的OR 值>1。P 值均<0.05。3讨论
性病门诊就诊者通常因为高危性行为后,身体出现疑似性病症状而就诊。因此,分析此类高危人群的高危性行为影响因素,并对其开展针对性干预,对于
预防艾滋病有重要意义。单因素分析显示,18~39岁的性活跃年龄段人
数最多。男性、在婚、外省或外籍、汉族、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就诊者居多。具有15~17岁、非婚(含未婚、离异、丧偶)、外省或外籍、汉族、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男性等特征的就诊者,半年内发生过高危性行为比例较高。婚姻状况、户籍、性别、近一年是否患过性病,这4个人口学特征分组的高危性行为比例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提示性病门诊就诊者中,非婚者(含未婚、离异、丧偶)、户籍是外省或外籍、男性就诊者、近一年患过性病者的高危性行为发生率较高,多因素分析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这与既往相关研究的结果一致[3-5]。在多因素分析中,年龄、文化程度两个自变量的OR 值<1,说明就诊者的年龄、文化程度越低,越易发生高危性行为,这也与既往相关研究结果一
致[6-8]。结合专业知识和既往研究结果,注射毒品也应该是发生高危性行为的危险因素[9]。但本次研究中显示,注射过毒品和未注射过毒品的就诊者之间高危性行为发生比例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与部分就诊者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不愿意承认注射吸毒有关。该信息的可靠性存在一定问题,从而导致分析结果的异常。另外,与注射传统毒品相比,吸食新型合成毒品可能更容易造成多性伴或不用安全套等高危性行为[10]。本次研究存在一定缺陷,未能对就诊者吸食新型毒品情况进行调查。综上所述,有非婚、男性、外省户籍、低文化程度、低年龄段(特别是15~39岁性活跃年龄段)等特征的就诊者更易发生高危性行为,具有更高感染HIV 的风险。因此,在日常干预工作中,应加强对上述特征人群的干预力度,减少其高危性行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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